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教部 實證醫學中心主任
謝明諭

How Are Educators Relevant to Health? AMEE 2025 巴塞隆納參會記：醫學教育的新邊界與舊石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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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：從台中到巴塞隆納的學術旅程

  2025 年 8 月 23 日，我帶著一張往返機票與一個小行李箱，從桃園出發，經杜拜轉機，踏上了這座地中海邊的城市——巴塞隆納。每年八月底舉行的歐洲醫學教育學會年會(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， AMEE)是全球規模最大、議題最廣的醫學教育盛會。今年來自 90 餘國、超過 4,000 名醫學教育工作者齊聚於 Centre Convencions Internacional Barcelona(CCIB)會議中心，共同探討一個看似簡單、卻深具當代意義的主題:

  「How Are Educators Relevant to Health?」醫學教育者在當代健康議題中，究竟扮演什麼角色？

  這個提問，放在 2025 年此刻特別有重量。生成式 AI 已徹底改變醫學知識的取得方式，氣候變遷正重塑公共衛生的優先順序，後疫情時代的醫療人力短缺與職業倦怠成為全球性危機，而世代更替使「專業認同」的內涵也在重新定義。在這樣的時代轉折點，醫學教育者必須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，更必須成為健康議題的積極參與者、引導者、甚至挑戰者。

  本文將以這次大會為主軸，分享我所聽到的六大主題演講與工作坊精華，並結合自己的 poster 發表心得。當然，巴塞隆納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場活的教學——高第的有機建築、聖保羅醫院的人文醫療空間、塔帕斯與海鮮的飲食文化，都讓人在會議之外，重新思考「什麼是好的環境、什麼是好的設計」。文章末段將分享一些旅遊片段，作為這趟學術之旅的另一面記事。

一、我的報告：來自台灣的小兒外科教育聲音

  本次我以 poster 形式發表了題為「Enhancing Surgical Skill Acquisition through Low-Cost， High-Frequency Training for Medical Students」的研究成果。這個研究的核心源自我們在外科基本技術教學的長期觀察:醫學生對外科基本技術的接觸機會正在持續萎縮——課程時數有限、手術觀摩多於動手、模擬訓練設備昂貴且使用門檻高，導致許多學生在進入 PGY 階段之前，連最基本的縫合、打結、組織處理等手感都未曾真正建立。

  我們的解方並不是引進更高階的虛擬實境模擬器，而是反其道而行——回到「低成本、高頻率」的訓練設計原則。我們以日常可取得的素材(如海綿、手套、縫衣服的絲線)建構簡易工作站，讓學生能夠在不需要昂貴設備、不需要排隊預約模擬中心的條件下，把練習頻率拉高到「每週多次、每次短時段」的尺度。這個設計背後的學理基礎，正是學習科學中已獲廣泛實證支持的提取練習(retrieval practice)、間隔重複(spaced repetition)與理想困難(desirable difficulties)三大機制——當練習頻率提高、單次強度適中、且每次都伴隨即時回饋，長期技能保留與遷移的效果反而優於少數幾次高擬真度的密集訓練。

  研究結果顯示，參與低成本高頻率訓練的醫學生，在後續結構化技能評量(包括縫合速度、打結穩定度、器械操作流暢度)上，均展現出顯著優於傳統訓練組的表現，且學生主觀的「外科信心」與「願意投入外科訓練的動機」也明顯提升。對台灣多數中小型教學醫院而言，這個模式特別具有實作價值——它不要求高昂的硬體投資，但能夠系統性地擴大外科基本技能訓練的覆蓋面。

  e-Poster 的展示形式與傳統紙本不同，採互動式螢幕呈現，讓觀眾可以掃 QR code 立即取得全文，並在留言區交流意見。Board #31 的位置正好在會場入口附近的主要動線上，意外地獲得不少國際同儕的駐足與討論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有幾位來自中低收入國家的外科教育者特別停下來與我深入交談——他們指出，這套「低成本、高頻率」的訓練哲學，對於資源受限的醫學院尤其具有可移植性，甚至比歐美主流的高擬真模擬訓練更貼近他們的真實處境。一位來自非洲的教授說:「你們證明了好的外科訓練不必昂貴，只需要設計得夠聰明。」這句話讓我重新思考一件事——所謂「低成本」並非權宜之計，而可能正是讓外科訓練真正深化技術的關鍵起點。

二、專業認同形成與 Ubuntu 哲學的衝擊

  Mokhachane 等南非學者主講，以「I am because we are」為核心，介紹 Ubuntu(烏班圖)哲學如何重新框架醫學專業認同的形成。這場演講對歐洲與北美主導的 PIF(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)論述，投下了一顆理論性的震撼彈。[1]

  Mokhachane 等人於 2022 年發表於 Advances in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的研究指出，主流的 PIF 論述以「個人化的專業內化」為核心，假設醫學生透過反思日誌、敘事醫學、典範學習等途徑，將專業價值整合為個人身分認同的一部分。這個個人主義式的取徑，在西方文化中或許適用，但對於成長於集體主義文化的學生(包括非洲、亞洲、拉丁美洲)，其學習機制與認同形成路徑可能有根本不同。[1] 在 Mokhachane 等人 2023 年發表於同期刊的後續研究中，他們以 Ubuntu 哲學的「集體手指理論」(Collective Finger theory)重新詮釋專業素養——一根手指無法獨立完成任何動作，專業也無法在孤立中存在。這個框架對台灣的我們而言，反而比西方論述更熟悉、更直觀。[2]

  Sarraf-Yazdi 等人於 2021 年發表於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的範疇性回顧，系統性地分析了 76 篇 PIF 文獻，指出 PIF 受個人、關係、社會三個層次因素的交互影響。[3] Sternszus 等人於 2024 年發表於 Frontiers in Medicine 的論文則進一步呼籲，PIF 的重新概念化必須包含「being， becoming， and belonging」三個維度——身分形成不只是「成為什麼」，更是「歸屬於什麼」。[4] 這正與 Ubuntu 哲學的核心——「我之所以是我，是因為我們」——形成深刻共鳴。

  對台灣醫學教育者而言，這場開幕大會給我們的啟示是:不必為自己的集體主義文化「除魅」，反而可以從自己的文化資源中，提煉出獨特的 PIF 教學設計。儒家思想中的「修己以安人」、台灣醫療文化中的師徒制、以及病人與家屬常被視為「醫療共同體」的觀念，都可以成為本土 PIF 教學的素材。

三、AI 在醫學教育中的倫理挑戰：從 0% 到 60% 的兩年

  本屆大會最熱門、也最令人焦慮的議題，毫無疑問是 AI。從 ChatGPT 公開上線(2022 年 11 月)到 AMEE 2025 的這個八月，不到三年時間，生成式 AI 已從醫學教育的「實驗性新工具」變成「無所不在的日常」。會場中一位來自瑞典的教授分享他們學校的調查數據:醫學生使用 AI 工具的比例，從 2022 年的接近 0%，已躍升至 2024 年底的 60% 以上。

  然而，真正讓人警醒的不是普及率，而是隨之而來的三個結構性問題。第一個是「臨床決策責任的灰色地帶」。Khera 等人於 2023 年發表於 JAMA 的論述指出，當醫師依賴 AI 輔助進行診斷或治療決策時，如果結果出錯，責任歸屬將變得異常複雜——是醫師判斷失誤？是 AI 模型偏誤？還是醫院引入該系統的決策不當？[5] Chau 等人於 2026 年發表於 Radiography 的回顧進一步指出，目前法律框架仍假設醫療決策由人類完成，難以處理 AI 不透明決策造成的醫療糾紛，「黑盒子」模型加劇了自動化偏誤(automation bias)，同時也阻礙了法律對錯誤的審查。[6]

  第二個問題是「技能退化」(deskilling)。Natali 等人於 2025 年發表於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iew 的混合方法系統性回顧，直接以「AI 引發的醫學技能退化」為題，警告當醫師長期依賴 AI 進行身體檢查、鑑別診斷、臨床判斷時，這些核心技能本身可能逐漸萎縮。[7] 該論文借用「第二次奇點」(Second Singularity)這個概念，描述當決策自主權逐步轉移給 AI、人類監督逐步弱化的場景——這不是科幻，而是已經在影像醫學、病理科、檢驗科發生的現實。Sunday 於 2025 年的研究進一步以航空業的自動化平行案例，提出「人在迴路中」(human-in-the-loop)的設計原則，主張 AI 應補強既有醫療系統，而非取代之。[8]

  第三個問題是「自動化偏誤」。Abdelwanis 等人於 2024 年的 Bowtie 分析顯示，即使醫師被告知 AI 建議可能錯誤，仍會傾向同意 AI 給出的答案——尤其是在時間壓力、認知負荷高的情境下。[9] Cabitza 等人於 2025 年提出的「司法式 AI」(Judicial AI)互動模式，主張 AI 不應給出「絕對答案」，而應提供「相反論證」(contrasting explanations)，迫使醫師主動進行批判性評估。[10] 這個設計哲學與當代醫學教育對「臨床推理」的重視不謀而合——好的工具，應該讓使用者更敏銳，而非更鈍化。

  對醫學教育者而言，這三個結構性問題意味著我們的課程設計必須升級。不能只教學生「如何使用 AI」，更要教他們「如何在 AI 時代仍保持專業判斷的銳利」、「如何辨識 AI 輸出的不可靠之處」、以及「如何在團隊中釐清 AI 介入下的責任分擔」。AMEE 2025 上，多場工作坊已開始嘗試將這些議題納入正式課程，例如以模擬情境設計「AI 出錯時的臨床決策」訓練。

四、外科領導力訓練：從 NOTSS 到 CanMEDS Leader

  作為小兒外科醫師，我特別關注本屆大會關於外科領導力訓練的多場工作坊。傳統上，外科訓練聚焦在技術技能(technical skills)，但近二十年來，「非技術技能」(non-technical skills， NTS)逐漸被視為決定手術品質與病人安全的關鍵變數。

  Norton 等人於 2025 年發表於 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 的最新系統性回顧，涵蓋 21 項研究、超過 251,000 例手術，直接將外科非技術技能與病人臨床預後連結：57% 的研究顯示 NTS 改善與臨床預後改善有顯著相關。[11] 這是過去十年該領域最具規模的證據統整。NOTSS(Non-Technical Skills for Surgeons)作為由蘇格蘭外科醫學院於 2003 年發展、目前最廣為使用的外科 NTS 評量工具，將外科手術中的非技術技能分為四個面向：情境覺察(situation awareness)、決策(decision making)、溝通與團隊合作(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)、領導(leadership)。[12]

  Maqbool 等人於 2026 年發表於 Journal of Surgical Education 的系統性回顧，則整理了 19 項一般外科住院醫師領導力訓練計畫的演進——從 1980 年代以「執業管理」為核心，到當代以非技術技能、韌性、多元包容為主軸，反映出外科文化的根本性轉變。[13] 該回顧也指出，大多數計畫採用模擬訓練、案例討論、教練輔導(coaching)、混合式學習等多元教學法，並使用 NOTSS、Internal Strength Scorecard 等工具進行評量。

  對台灣的我們而言，這些工具與框架要落地，需要一些在地的轉譯。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，是將 NOTSS 與 EPA 框架整合——將「在手術室中展現適當的領導與情境覺察」設計為一項可信任專業活動(EPA)，由資深醫師透過直接觀察與結構化回饋進行 entrustment 判斷。Botelho 等人於 2024 年發表於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的隨機對照試驗即顯示，結構化的 NTS 報告(debriefing)介入，顯著提升了參與小兒創傷處置的醫學生的 NOTSS 評分與處置流程依從度。[14] 這個證據對小兒外科訓練尤其有啟發——小兒急症處置常涉及團隊壓力與時間敏感性，正是 NTS 訓練的最佳情境。

五、複雜性、適應性與跨專業學習

  另一場讓我印象深刻的主題演講，聚焦在「臨床督導」(clinical supervision)的當代轉變。傳統的督導模式假設臨床問題具有相對清晰的答案，督導者的角色是將「正確答案」傳遞給學員。然而，當代臨床現場的特徵是「複雜性」——多重共病、有限資源、時間壓力、跨專業團隊互動，使得單一「正確答案」往往不存在。

  演講者引用了「適應性專業能力」(adaptive expertise)的概念框架，主張現代醫師需要的不只是「常規專業能力」(routine expertise)——也就是熟練應用既有知識解決標準問題——更需要「適應性專業能力」，在面對新穎、模糊、複雜的問題時，能夠創造性地調整既有思維框架。這與 Master Adaptive Learner(MAL)框架的核心概念一致——醫師必須是終身的適應性學習者，而非一次性訓練完畢的技術工人。

  更值得注意的是「跨專業學習」(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， IPE)的議題。演講者強調，跨專業協作不會自動發生，必須刻意設計教學情境來引導。「邊界跨越理論」(boundary crossing theory)為跨專業學習提供了理論框架——學習發生在不同專業實踐社群的「邊界區域」，當不同背景的學習者必須共同處理一個問題、共同協商解決方案時，真正的跨專業能力才會被觸發。

  對台灣醫療現場而言，跨專業協作的需求極為迫切——醫師、護理師、藥師、社工、復健治療師、心理師之間的協作品質，直接影響長照、安寧、慢性病管理等領域的成效。AMEE 2025 上多場 IPE 相關工作坊都強調:跨專業教學的核心不是「讓不同專業互相認識」，而是「設計需要彼此才能完成的學習任務」。這個原則對我們設計跨科系合作的教學模組，具有直接啟示。

六、補救教學：從懲罰到發展性支持

  「補救教學」(remediation)是另一個本屆大會多次被深入討論的主題。傳統的補救教學常被視為「懲罰機制」——學員表現不佳時的處置流程，帶有評鑑與淘汰意味。然而，當代醫學教育論述正積極推動範式轉移:remediation 應該被重新定位為「發展性支持」(developmental support)，協助所有學員——而非僅是「問題學員」——達到所需能力的歷程。

  Chou 等人於 2019 年發表於 Perspectives on Medical Education 的指引論文，提出 26 項 remediation 的最佳實務原則，強調「個人層次與系統層次的雙重介入」、「結構化評估與個人化輔導的結合」。[15] Vipler 等人於 2020 年發表於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的論文，則應用「轉化學習理論」(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)分析 remediation 過程，主張學員的核心需要不是「修補技能」，而是「重塑思維框架」——尤其在系統性實踐、實踐基礎學習、專業素養等難以量化的能力領域。[16]

  Richardson 等人於 2021 年發表於 Medical Teacher 的論文，則將「成長心態」(growth mindset)與 CBME 連結，主張有效的補救必須建立在「能力可改變、成長可達成」的信念之上。[17] Memari 等人於 2023 年發表於 Academic Medicine 的論文則提出重要警告:醫學教育現場常出現「假成長心態」(false growth mindset)——表面上接納成長心態的語彙，實際操作仍以固定心態為核心。[18] 真正的成長心態，必須體現在制度設計(如允許失敗、重視過程)、評量設計(重視個人成長軌跡而非絕對分數)、文化設計(教師與學員共同學習)三個層次。

  演講者引用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口訣：「成長心態 + 高標準 + 高支持 = 有效補救」。這三者缺一不可——只有成長心態而無高標準，會流於空泛；只有高標準而無成長心態，會壓垮學員；只有高標準與高支持而無成長心態，則會讓學員依賴外部肯定。這個三角架構，值得台灣每個教學部門深刻思考。

七、學術影響力的再定義：超越 h-index

  本屆大會最後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主題，是關於「學術影響力」的重新定義。傳統上，學術影響力以 h-index、影響因子、引用次數為衡量標準。然而，這套系統長期以來受到嚴重批評——它鼓勵「短期可量化」的研究，卻系統性地低估了教學貢獻、政策影響、社區參與、長期人才培育等難以量化的學術活動。

  演講者特別介紹了荷蘭的「Recognition & Rewards」計畫——這是一項由荷蘭主要研究機構聯合發起的改革倡議，目標是建立「多元敘事評估」(multi-narrative assessment)制度，讓不同型態的學術貢獻——研究、教學、影響力、領導、團隊合作、開放科學——都能在升等與獎酬制度中獲得公平認可。這個改革呼應了當代學術社群對「過度量化主義」的反思，也為台灣的學術評鑑制度提供了具體借鏡。

  對醫學教育研究者而言，這個議題尤其有意義。教學設計、課程改革、學員輔導、跨機構合作等核心工作，本就難以用 h-index 衡量。如果我們持續使用單一量化指標來評估醫學教育者的貢獻，我們將系統性地驅使年輕的醫學教育者投入「容易發表的研究」，而非「真正改變醫學教育的工作」。從這個意義上看，荷蘭的改革經驗，值得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與各醫學中心嚴肅參考。

八、台灣代表團與國際同行夥伴

  這次來巴塞隆納，不只是一個人的學術旅程，更是一場與台灣醫學教育界同行夥伴的重逢。在會場內外，我們有許多次自發性的小聚——從 poster 區的偶遇，到午餐時的交流，到傍晚在 Las Ramblas 大道上散步討論論文構想。會場內，大家各自跑各自感興趣的場次;會場外，我們交換筆記、討論可帶回台灣的做法、規劃接下來的合作。

  AMEE 是一個橋樑——它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醫學教育工作者，在這四天的時空中聚合，形成一個短暫但密集的學術社群。也正是在這樣的場域裡，你會發現自己其實並不孤單——你正面對的問題，別人也正在處理；你正在嘗試的解法，別人或許已有更成熟的版本；而你獨特的經驗，也可能正是別人最需要的啟發。國際會議真正的價值，不在於聽多少場演講，而在於建立這些跨國的對話網絡。

九、巴塞隆納：一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場教學

  會議結束後，我留了三天在巴塞隆納。這座城市的特別之處，在於它本身就是一場活的教學——關於建築、關於設計、關於空間、關於人與環境的關係。

9.1 聖家堂：一場跨越世紀的工程哲學課

  聖家堂(Sagrada Família)從 1882 年動工至今已逾 143 年，預計 2026 年才會完工(若一切順利)。建築師 Antoni Gaudí 將自己生命的最後 43 年完全奉獻給這座教堂，直到 1926 年因被電車撞倒而過世。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聖家堂，是一棟混合了哥德式骨架、新藝術裝飾、有機曲線、與當代工程的奇蹟之作。

  走進聖家堂內部的那一刻，我突然理解了為什麼這座建築會被稱為「石頭森林」——巨大的支柱以樹木分枝的形式向上延伸，陽光透過彩色玻璃傾洩而下，空間本身彷彿在呼吸。這是 Gaudí 從自然中學習的設計哲學——他相信「直線是人造的，曲線是上帝的」。對醫學教育者而言，這個哲學讓我想到一件事：我們設計課程時，是否太過依賴「直線」(線性的學習路徑、標準化的進度、單一的評量)？是否該向「曲線」學習——容許學習者以不同的速度、不同的路徑、不同的形式達到能力？

  聖家堂另一個讓我深思的特質，是它的「不完成性」。一座建築可以歷經五代建築師、跨越三個世紀仍在持續成長——這提醒我們，真正偉大的事業，不必在一代之內完成。台灣醫學教育的現代化，從 1990 年代的 OSCE 引入、2000 年代的 PGY 制度建立、2010 年代的 CBME 推動，到當前的 EPA 整合，也是一場跨世代的工程。我們不必急於在自己手中完工，但可以盡力把石頭疊好，讓下一代有更好的基礎可以接續。

9.2 聖保羅醫院：醫療空間如何療癒

  

  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(聖十字暨聖保羅醫院)是巴塞隆納另一處讓我印象深刻的建築。這座由建築師 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 設計、於 1930 年完工的醫院建築群，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醫院。它於 1902 年動工，服務病人直到 2009 年才退役轉為文化園區。

  站在 Sant Pau 的中庭，你會立刻感受到一種與台灣醫院截然不同的氛圍——這裡有花園、有廊道、有彩色玻璃、有雕塑、有自然光。Domènech i Montaner 的設計理念是:「美能療癒」。每一個病房單元都被設計為獨立的小建築，中間有花園、有走廊、有充足的空氣與陽光。這個設計哲學，源自於 1900 年前後對結核病的醫學理解——當時人們相信新鮮空氣與自然光對病人的康復至關重要。

  雖然當代醫學已不再認為自然光是治療結核病的關鍵，但這個世紀前的設計哲學，仍對當代醫療建築具有深刻意義。「醫院」是醫師工作的地方，但更是病人與家屬的人生重大時刻發生的場域——出生、痊癒、告別、希望、絕望都在此發生。當我們在台灣談「以病人為中心」的醫療，是否也該想想：我們的醫院空間，真的是為病人設計的嗎？還是只是為效率與管理設計的？Sant Pau 提醒我們，醫療空間本身就是醫療的一部分。

9.3 桂爾公園與美食：慢下來的學術之旅

  桂爾公園是另一個 Gaudí 的傑作，位於巴塞隆納北邊的山丘上。從公園頂端俯瞰整座城市，可以看到棋盤式的街區、聳立的聖家堂、遠方的地中海，以及點綴在城市天際線上的奇形怪狀的高第建築。這個視角讓我想起一件事：我們在學術會議的場內，常陷於某個議題的微觀細節；但走出會場、登上山丘、俯瞰整座城市，才能看見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，看見我們所處時代的整體輪廓。

  在巴塞隆納海邊的一家小餐館，我點了當地的淡菜(mejillones)——白酒蒸的、撒了一點月桂葉，上桌時還在咕嘟咕嘟地冒著熱氣。配著一杯冰涼的 Estrella Damm 啤酒，在地中海海風中慢慢吃著，你會突然覺得：工作不必那麼急，人生也不必那麼緊。學術會議是在密集的訊息流中沖刷四天，但旅行的最後幾天，可以讓自己慢下來——讓那些被聽過、被讀過、被討論過的概念，在腦中靜置、發酵、沉澱，慢慢長出自己的詮釋。

十、結語：醫學教育者與健康的關聯

  回到 AMEE 2025 的大會主題:「How Are Educators Relevant to Health?」——醫學教育者如何與健康相關？經過這四天的會議與三天的城市漫遊，我有了自己的答案:

  醫學教育者與健康的關聯，並不只是「培養下一代醫師」這麼簡單。我們其實是在塑造未來醫療系統的整體文化——透過我們選擇強調的價值(是技術 vs. 人文?是個人 vs. 團隊?是效率 vs. 同理?)、透過我們設計的評量機制(我們鼓勵什麼樣的醫師？懲罰什麼樣的行為？)、透過我們建構的學習環境(是壓抑的階層 vs. 安全的探索?)、透過我們對 AI、複雜性、跨專業協作的回應方式，我們其實正在決定 30 年後台灣醫療的樣貌。

  從這個角度看，醫學教育者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公共衛生事業，我們的影響力遠超出教室與會議室。AMEE 2025 提醒我們：在這個 AI 興起、複雜性加劇、世代更替的時代，醫學教育者的責任不是退守到傳統的角色定義，而是主動站出來，參與對健康未來的塑造。

  巴塞隆納教會我的最後一課，來自聖家堂尚未完工的尖塔——偉大的事業，從不在一代之內完成，但每一代都必須認真地把自己手中的石頭疊好。台灣的醫學教育，正在這個跨世代的工程之中。願我們都能成為那位認真疊石頭的人。

  Educators are not just relevant to health — educators help shape what "health" comes to mea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edicine.

參考文獻

1. Mokhachane M, Wyatt T, Kuper A, Green-Thompson L, George A. Rethink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midst protests and social upheaval: a journey in Africa. Adv Health Sci Educ. 2022;27(5):1391-1408. doi:10.1007/s10459-022-10169-9
2. Mokhachane M, Wyatt T, Kuper A, Green-Thompson L, George A. Medical students' views on what professionalism means: an Ubuntu perspective. Adv Health Sci Educ. 2023;28(5):1453-1470. doi:10.1007/s10459-023-10222-1
3. Sarraf-Yazdi S, Teo YN, How AEH, et al. A Scoping Review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. J Gen Intern Med. 2021;36(11):3511-3521. doi:10.1007/s11606-021-07024-9
4. Sternszus R, Slattery NK, Cruess RL, Cate OT, Hamstra SJ, Steinert Y. Being, becoming, and belonging: reconceptualiz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medicine. Front Med. 2024;11:1438285. doi:10.3389/fmed.2024.1438285
5. Khera R, Simon MA, Ross JS. Automation Bias and Assistive AI: Risk of Harm From AI-Driven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. JAMA. 2023;330(23):2255-2257. doi:10.1001/jama.2023.22557
6. Chau M, Sayed Y, Mussi E, et al. Malpractice in the machine age: Legal and ethical responses to machine learning in medical imaging. Radiography. 2026;32(1):170-179. doi:10.1016/j.radi.2025.10.016
7. Natali C, Cabitza F, Campagner A, et al. AI-induced Deskilling in Medicine: A Mixed-Method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 Healthcare and Beyond. Artif Intell Rev. 2025;58:124. doi:10.1007/s10462-025-11132-5
8. Sunday O. Behavioral Impacts of AI Reliance in Diagnostics: Balancing Automation with Skill Retention. Epidemiol Health Data Insights. 2025;3(1):45-58.
9. Abdelwanis M, Alarafati HK, Tammam MMS, et al. Exploring the risks of automation bias in healthca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: A Bowtie analysis. J Saf Sci Resil. 2024;5(4):460-469. doi:10.1016/j.jnlssr.2024.06.001
10. Cabitza F, Campagner A, Natali C, et al. From Oracular to Judicial: Enhancing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and a Novel Interaction Protocol. In: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User Interfaces (IUI '25); 2025:1-15.
11. Norton J, Hossain N, Smith F, et al. Impact of surgical non-technical skills on clinical outcomes: systematic review. Br J Surg. 2025;112(2):znae340. doi:10.1093/bjs/znae340
12. Geraghty A, Ferguson L, McIlhenny C, Bowie P. Non-technical skills for surgeons (NOTSS). Surgery (Oxford). 2023;41(8):457-461. doi:10.1016/j.mpsur.2023.05.005
13. Maqbool B, Khalid S, Tan A, et al. The Growing Momentum of Leadership Education in General Surgery Training: A Systematic Review. J Surg Educ. 2026;83(2):103-115.
14. Botelho F, Caron NR, Hayward L, et al. Improving Pediatric Trauma Education by Teaching Non-technical Skills: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. J Pediatr Surg. 2024;59(6):1063-1069. doi:10.1016/j.jpedsurg.2024.01.020
15. Chou CL, Kalet A, Costa MJ, Cleland J, Winston K. Guidelines: The dos, don'ts and don't knows of remedi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. Perspect Med Educ. 2019;8(6):322-338. doi:10.1007/s40037-019-00544-5
16. Vipler B, Snyder B, McCall-Hosenfeld J, Haidet P. Remedia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: Applying Educational Theory to the Struggling Resident. J Gen Intern Med. 2020;35(11):3315-3320. doi:10.1007/s11606-020-05907-x
17. Richardson D, Kinnear B, Hauer KE, et al. Growth mindset in competency-based medical education. Med Teach. 2021;43(7):751-757. doi:10.1080/0142159X.2021.1928036
18. Memari M, Gavinski K, Norman MK. Beware False Growth Mindset: Building Growth Mindset in Medic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 but Complicated. Acad Med. 2023;98(11):1259-1263. doi:10.1097/ACM.00000000000053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