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
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教學研究部實證醫學中心主任
蕭易知
一次帶領醫學生進行問題導向學習（problem-based learning, PBL）小組討論時，點名過程中有兩位學弟妹以「我們這組男生比較少」介紹自己的小組。這句日常對話，讓過去未曾特別留意性別比例的我，開始注意醫學教育現場的性別組成：這只是單一小組的偶然現象，還是臺灣女性進入醫學教育的人數確實持續增加？
為了回答心中的疑問，我開始整理不同年代的資料，並以「Gender Participation Trends in Taiwan Medical Education」為題，於2022年第32屆國際女醫師協會世界大會（Medical Women’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, MWIA）進行口頭報告。原先只是想查證教學現場的一項觀察，卻在資料梳理過程中衍生出另一個問題：女性人數增加，是否就代表醫學教育已更趨平等？那次報告因而成為我持續關注醫學教育性別議題的起點。
延續MWIA 2022的初步工作，我與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陳婉亭醫師及研究團隊分析了2007至2022年間38,819名臺灣西醫、中醫及牙醫相關學位畢業生的性別分布，研究成果於2026年刊登於《Medicine》。1研究資料顯示，女性在西醫與中醫多數學位層級的比例隨時間增加。其中，女性西醫學士畢業生的比例由2007至2010年的24.6%，增加至2019至2022年的30.6%；女性中醫學士畢業生的比例則由35.8%上升至47.9%。女性西醫學士畢業生的比例也在北、中、南、東各地區呈現上升趨勢。相較之下，牙醫各學位層級的性別比例較為穩定。
上述研究呈現的是畢業生人數及其長期變化；受限於公開資料的內容，我們無法直接檢視進入臨床訓練後，不同性別在專科偏好、工作負荷及職業待遇上的差異。因此，這些資料可以說明性別代表性正在改變，卻不能證明人數上的進步已經轉化為實質公平。由此延伸出的下一個問題是：當不同性別進入住院醫師訓練後，性別角色與專業期待是否仍在形塑他們的選擇、投入方式與工作經驗？Nagasaki等人2對日本住院醫師進行的全國性研究，正好為這個問題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的起點。
Nagasaki等人分析5,812名日本第一、二年住院醫師，發現女性較少選擇高工作需求專科（high-workload specialties），工時、每日自我進修時間也相對較少；然而，女性發生職業倦怠（burnout）的可能性反而較低，工作滿意度則較高。即使校正年齡、訓練年資、醫院類型、專科偏好、工時、照護病人數及自我進修時間後，這些差異仍然存在；相對而言，憂鬱症狀與高度工作壓力則未呈現顯著的性別差異。過去關於醫師倦怠的討論，經常將女性視為較容易受到工作與家庭衝突影響的群體；這項結果卻促使我們反思：女性住院醫師較低的倦怠，是否必然代表她們具有較強的韌性？或者，另一個尚待解釋的問題是，男性住院醫師為何較難從持續消耗的工作模式中抽離？
為了理解這組跨越專科偏好、工作負荷與職業待遇的差異，陳婉亭醫師與我偕同共同作者，在《Academic Medicine》提出一種可能的理論解釋。3從資源保存理論（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）來看，面對可預期的資源耗損，人們可能主動調整工作與生活界線，以保存時間、精力與心理資源；女性住院醫師或許較早發展出這類資源保存與工作重塑策略。真正具有保護作用的，也未必只是表面上減少幾小時的工作，而可能是工作之外得以暫時脫離專業角色的心理抽離。相較之下，男性住院醫師可能更受到「必須耐受、不能示弱、持續投入才算稱職」等男性化專業規範約束。
不過，Nagasaki等人的研究採用橫斷面設計，也未直接測量資源保存、工作重塑、心理抽離或性別規範，因此上述機制仍是一種待驗證之理論詮釋，而非原研究已經證實的因果關係。這項詮釋的意義，在於提供另一種理解性別差異的方式：女性較低的倦怠，不必被本質化為女性天生更有韌性；男性較高的倦怠，也可能反映他們較缺乏設限、休息與降低投入的「社會許可」。這使我們看見醫療訓練中不平等的雙面性：它不只可能表現為某些人較難取得機會，也可能表現為某些人較難合理拒絕負荷。
Connell與Messerschmidt對霸權男性氣概（hegemonic masculinity）的分析，4有助於進一步釐清：上述主張並不是將男性描述為天生逞強或不願求助。男性氣概不應被理解為固定的個人特質，而是由制度、文化與人際互動共同塑造，並被視為「男性應有表現」的一套行為標準。即使只有部分男性實際展現這些行為，它仍可能成為受到推崇的標準，使其他人據此衡量並調整自己的表現。將此觀點帶回臨床學習環境，當長時間工作、承擔高強度任務、不表露疲憊與不主動求助，被視為可靠、投入甚至優秀醫師的證明時，這些男性化專業規範便可能影響學習者如何展現自己的專業承諾。它們不只可能限制男性設限與求助，也可能提高女性證明自身能力與投入的門檻。
從這兩項工作出發，自己逐漸體會到，理解醫學教育中的性別平等，至少需要兼顧兩個層面。第一，是持續追蹤不同性別進入及完成醫學訓練的情形，並進一步檢視其專科選擇與職涯發展機會；第二，是反思訓練文化如何看待設定界線、承認疲憊與尋求協助。適度休息、從工作中暫時抽離，以及合理調整工作負荷，不應被視為投入不足，而是維持臨床判斷、學習能力與長期照護病人所需的專業能力。因此，具有性別敏感度的醫學教育，不能只關注量級問題，更應辨識質性之特徵，並鬆動那些限制不同性別進行專業選擇與自我保護之隱性規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