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教學部 一般醫學科PGY
林子進
自接觸國際醫學生聯盟（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' Associations, 簡稱 IFMSA）後，我的生活便常在兩種場域切換。大六擔任亞太區總監那年，我更是頻繁在醫院與機場間奔波。我的其中一個時區，是聯合國機構的會議廳與亞太區的學術殿堂；而我的另一個時區，則是台灣醫院裡充滿機器聲、講究嚴謹常規的病房。
深夜降落桃園機場，脫下西裝補眠兩三小時後，便換上口袋塞滿病人清單的白袍。生理時差通能透過身體慢慢調適；然而，心中總會感受到另一種難以言喻的暈眩感──那是一份屬於心理的時差。
在國際舞台的時區裡，年輕世代被視為推動改變一份子；但回到國內的臨床訓練時區，我們往往必須迅速切換回「學習者」的框架──在護理站深怕成了妨礙動線的路障；查房時把疑問反覆咀嚼又吞回肚子裡，深怕一句不成熟的提問換來不耐煩的嘆息。
臨床現場常常面臨高風險決策與壓力，為確保病人安全與效率，由上而下的階層式溝通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便利的首選法則。在這套運作邏輯下，學生的聲音與好奇心，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角落。。而這樣的反差，成了我醫學生涯中的隱性課程，它不斷叩問著我：這份難以適應的「時差」究竟從何而來？我們又該如何跨越體制的藩籬，將兩座遙遠的時區重新對齊？
師長常說青少年是未來的棟樑，但一定要等到未來嗎？我與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署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，簡稱WHO WPRO）互動的經驗，打破了這個迷思。
2023 年，我帶領青年代表團參與WHO WPRO區域委員會會議，針對公衛議題發表聲明。各國代表從最初好奇探詢：「你們來做什麼？」最終轉化為實質傾聽與合作。2024 年世界衛生日，我受邀與 WHO 官方、國家級衛生官員及頂尖大學學者同台發表演說。這份影響力更延續至當年的區域會議，我們與 WHO 共同策劃倡議專案，並比照官方代表團規格與區域總監展開雙邊會談，將青年角色寫入文件。當醫學生的聲音能在當下為區域衛生政策激起漣漪時，我無比深刻地體悟到：年輕人現在就是改變者。
帶著這份體悟回到病房，我對臨床參與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讀。不論是 PGY 或醫學生，都具備提出改變的能力。無論是觀察病患社經背景主動連結全人照護資源，或針對臨床流程的盲點提出改變，我們都能在當下發揮實質影響力。而在適切支持的學習環境中，醫學生能即時參與醫療與教育的改進。
如果說WHO的經驗，讓我對齊了自身影響力的時鐘，那麼亞太醫學教育會議（Asia Pacific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簡稱APMEC）的洗禮，則讓我將目光轉向了醫學教育體制：我們該如何打造一個能與國際理念「零時差」的環境？
青年與學生參與的概念，在國際醫學教育界早已不是新鮮事。在 APMEC 中，我有幸主持了一場主題為「有意義的學生參與（Meaningful Student Engagement）」的論壇。原先我還擔心，在議程滿檔的眾多活動中，這個主題或許會門可羅雀；沒想到現場不僅參與踴躍，各國學者與教育工作者更對這個題目展開了極度熱烈且真誠的討論。在那座學術殿堂裡，讓學生作為醫學教育的「共同創作者（Students as Co-creators）」，不再只是一句口號，而是大家勾勒的具體願景。
台灣的醫學教育其實也正努力朝這個進步的時區邁進。越來越多學生代表被邀請列席課程委員會，各式各樣的滿意度問卷更是如雪片般飛來，而各種實習座談會也隨之而生。表面上看來，體制確實看見了學生的存在，也給予了發聲的管道；但身處其中的我們，卻必須坦誠面對一個現實的骨感：在極度高壓與繁忙的臨床業務下，這份美意有時會不小心變質，落入「形式主義」的陷阱中。
形式主義就像兩支表面顯示相同時間、內部齒輪卻未咬合的手錶。平心而論，台灣並非不重視年輕世代的聲音，各式各樣的座談會也確實搭建了溝通的橋樑。然而，它之所以容易落入形式，更多時候是體制過度負荷下的無奈。當師長被龐大的看診、研究與評鑑壓力喘不過氣，要持續追蹤學生的訴求往往分身乏術。
於是，學生耗費心力整理見習痛點，會議後卻缺乏具體結論。問題被提出來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；或是溝通演變成單向的「要求與妥協」──體制勉強改變卻因缺乏雙向理解難以延續，反讓師長產生「學生要求太多、不知體諒」的疲憊感。
這種「沒有下文」或「單向索求」的互動，正是造成這份「時差」的元凶。它將年輕世代「現在就想改變」的熱忱，拖延到了遙遠的未來。長久下來，得不到共鳴的學生會氣餒沉默，認為一切都是評鑑下的走過場；而師長也會感到極度挫折，認為學生總是不理解臨床實務與體制的難處。雙方在溝通的平行線上越走越遠，這正是形式主義帶給醫學教育最深層的撕裂。
消除時差的重點不是單向指責，而是教與學的雙方如何一起走向真正的「雙向賦能」。這正呼應了醫學教育界提倡的「師生夥伴關係模型（Partnership Model）」：有意義的參與，需要雙方共同營造不帶批判的心理安全空間（Psychological Safety）。
當年輕世代提出或許還不夠成熟的見解時，先讓這些觀點有被討論的餘地，那份單純想讓環境變好的初衷，就能成為改變的火種。相對地，我們也不能只躲在舒適圈期待單方面成全。要打破形式主義，更需要自我賦能，提出問題時換位思考師長與管理者的難處。若能拿出準備國際摘要的嚴謹，用系統性眼光提出具建設性、有實證基礎的解方，真正扛起共創責任，才算穩穩接住師長的信任。當這群被溫柔接住的學生成為未來的老師，相互理解的夥伴關係便會像種子般散播，一代代撫平兩座時區的落差。
生理上的時差，總會隨著幾個夜晚的睡眠慢慢消散；但醫學教育裡的時差，卻需要跨世代的用理解來撫平。當我們不再只把年輕世代當作等待長大的「未來棟樑」，而是願意在當下與他們成為共創的夥伴時，這兩座看似遙遠的時區，終會慢慢重疊，找到那份屬於教與學最剛好的溫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