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麻醉科 總醫師
石珮
身為一名麻醉科住院醫師，我日常的工作場域是在那扇厚重且略顯冰冷的手術室大門內。在那裡，我常默默觀察著來實習的年輕醫學生們，看著他們緊盯著主刀老師的動作，眼神中流露出對擁有如怪醫黑傑克般神乎其技、能單憑一己之力扭轉生死的渴望。在醫學生的認知裡，「好醫師」往往與「精湛術式」劃上等號。
然而，真實的醫療戰場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職人技藝。隨著台灣醫療環境的快速變遷、健保制度的緊縮以及後疫情時代的衝擊，我們面臨的是高度複雜的系統性（System）挑戰。手術室不只是切除病灶的地方，它更是一個極度依賴資源精準配置的微型社會。在這裡，空間（Space）的調度擠壓、護理與技術人力（Staff）的流動壓力，以及各項昂貴衛材（Stuff）的精準管理，環環相扣，缺一不可。
我常在想，除了教導如何進行誘導麻醉或止血縫合，我們該如何讓這些未來的醫師體察到──手術的成功，從來不只取決於主刀醫生的雙手，而是在於整個醫療系統的韌性（Resilience）。
在這次的教學活動中，我深刻體會到 Resident-as-Teacher (RaT) 模式對師生雙方的加乘價值。身為一名高年資住院醫師，我們正處於「學生」與「主治醫師」之間的轉折點，這種獨特的生態位階，讓我們成為最理想的知識轉譯者。
對於住院醫師而言，RaT 是一個強大的自我檢視機制。為了能「教得清楚」，我必須重新梳理紛雜的手術室管理規範、健保申報邏輯以及各科室間的潛規則，將其轉化為醫學生易懂的邏輯。這過程無疑深化了我的行政領導力與跨團隊溝通力。而對於醫學生來說，由年資相近、還記得學習痛苦與盲點的住院醫師帶領，能有效消弭傳統醫學教育中嚴苛階級所帶來的學習焦慮。這種「近側發展區（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, ZPD）」的引導，讓知識的傳遞不再是單向的死記硬背，而是一場關於專業素養的共同探索與價值對齊。
在過去，ACGME 六大核心能力中的「制度下的臨床實務（Systems-Based Practice, SBP）」，始終是醫學生甚至住院醫師最感抽象的一環。在評量表（Milestone）上，關於 SBP 的描述往往充滿了「了解資源限制」、「考量照護成本」、「能協調跨專業團隊」等專業術語，但對學生而言，這些文字缺乏溫度與真實感。
為了打破這種單向式講授的沉悶，我的老師陳建宇教授及其研究團隊（國科會計畫編號：NSTC 114-2410-H-038 -019 -MY2），以大富翁架構開發了「決勝手術室」桌遊。這款教具的出現，將乾澀的 Milestone 描述直接轉化為真實的挑戰場景。
這種遊戲學習（Game-Based Learning）的成效，最直接的證據便是學生參與時的神情。當遊戲啟動，我從學生的眼神中看見了平時在診間少見的專注與神采──那是一種主動解決難題、渴望在模擬賽局中「獲勝」的強烈動機。透過遊戲，學生必須實時處理以下 4S 挑戰，這正是在具象化 SBP 的核心價值：
這讓 SBP 從紙上的「名詞」變成了遊戲中的「生存法則」。學生不再只是被動聽講，而是在博弈中體會到，一個醫師的優異表現，必須建立在對醫療體系運行邏輯的深刻理解之上。
身為一名麻醉科總醫師，我日常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在於行政流程優化及跨科溝通。在麻醉科的視角下，我們看見的是全院各科別、各職類在手術室這個壓力鍋裡的摩擦與角力。過去，手術室的文化往往傾向於「權力競爭」，外科醫師、麻醉醫師、護理師之間有時存在著隱形的壁壘，每個人都試圖保護自己的「一畝三分地」。
然而，參與這項教學計畫讓我更深刻地反思：營造手術室永續發展的關鍵，不在於更嚴格的懲罰條款，而在於建立一個「互助互利」的新文化。
在引導桌遊的討論中，我刻意放入了跨職類的利害關係。學生們發現，如果麻醉醫師能預先評估病人風險，就能減少外科醫師術中的突發意外；如果外科醫師能準確預估手術時間，就能讓護理師有合理的休息與交班空間。這種「利他即是利己」的體悟，是領導管理能力最核心的一課。
我向學生強調，一名卓越的醫師領導者，不是要把別人踩在腳下以爭奪資源，而是要學會「造盤」──建立一個讓不同科別與不同職類（護理、放射、檢驗、行政）都能共好、減少系統性耗損的環境。唯有打破本位主義，才能在資源短缺的當代醫療環境下，實現真正的永續發展。
醫學教育的核心，應是培養學生在「動態」且「不確定」的環境下，仍能展現穩定的臨床核心能力。真實世界中的手術室，並非理想化的實驗室，而是充滿變數的複雜場域。
透過桌遊模擬，學生在合作學習中，開始學習如何優化系統流程及分享資源，以成功消化當日所有手術排程。他們學會了不再做只會霸佔資源的「梟雄」，而是成為懂得協調整合的「領袖」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教學方式精準地觸發了學生對於醫療公平正義的思考。當資源有限時，該先救誰？如何分配才能兼顧效率與公平？
這種教學方式既「便宜」又「高效」，它不需要昂貴的模擬人設備或 VR 科技，卻能產生極其深遠的心靈震撼。它讓我們在安全的教學環境中，預演了那些最難抉擇的臨床時刻。
醫學教育的精髓，不在於填滿學生的腦袋，而在於形塑醫師的職業價值觀。在遊戲的末尾，我看著幾位醫學生圍著地圖，熱烈討論著如何調度最後一個手術間給友組的急診病人。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最令人動容的蛻變。
當這群未來的醫師，不再只執著於「我的刀房、我的病人」，而是開始商討如何協作來守護「我們的病人」時，他們才算真正完成了職業身分的認同轉化。這種心態的轉變，是從技術者走向醫學領袖、從「職人」走向「全人」的第一步。
在那扇厚重的手術室大門背後，我們守護的不只是手術檯上的病患，更是醫療體系在困境中依然屹立不搖的韌性與永續。身為 Resident-as-Teacher，我感到無比自豪，因為我們不只在教導如何救人，更是在種下一顆顆關於「互助文化」與「制度正義」的種子。
